“澹泊明志，夙夜在公”，这是蔡锷在广西任职期间置于南宁寓所的自勉联。

　　蔡锷，字松坡，1882年12月出生于现邵阳市双清区蔡锷乡，1904年10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，先后在湖南、广西、云南、北京等地任职。

　　1911年，蔡锷在昆明领导重九起义胜利以后，由朝廷拨款和内地省份协饷的边防军费却停止拨发。可是，云南不仅边防依旧，滇军还先后援川、援黔、援藏，故军费有增无减，财政十分困难。谢本书著《蔡锷传》介绍，辛亥革命以后任云南都督的蔡锷，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整理财源，节俭开支。

　　蔡锷两次带头减薪，第一次是1912年1月，都督由600元（两）减为120元（两），副都督由400元（两）减为120元（两），正副都督薪金拉平；第二次是1912年6月，原薪60元（两）以上者均减为60元（两），原薪60元（两）以上的中高级官员薪金拉平。蔡锷更是严明纪律，令行禁止。其中，有一条规定是“非星期日不得宴客”。当时的警察厅长违之，并向蔡锷发出了邀请。蔡锷在收到的请柬上批示：“违背功令，罚薪半月。”此后无人再敢违令请客。

　　由于蔡锷带头廉洁奉公，且多措并举，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的云南财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节余20万元。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袁家普在《蔡公遗事》一文中，回忆蔡锷主持滇政时说：“各项军费、政费亦皆至于减无可减，节无可节。是以元、二年以来，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，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元，而云南政事当行者亦均行之，并未停滞。蔡公在滇都督任内两年，除每月之60元薪俸外，并未支用公费。其公馆之食用费每日限用小洋二角，其律己之严，可见一斑矣。”

　　蔡锷在督滇期间的廉政故事还有很多。例如，易宗夔撰《新世说》记：“蔡松坡为云南都督。滇黔商民，感其德泽，醵金为公铸铜像。公计取其金，赈恤两省饥民，且婉谢之曰：‘君等铸我像，享受荣名在千百年之后；若辈哀鸿，食此涓滴之赐，当可活命无算。彰人之功，不若拯人之命也。’闻者贤之。”感恩的商人接受了蔡锷的意见，世上虽少了一座铜像，“无算”饥民却“可活命”。再如，刘达武编撰《蔡松坡先生年谱》记载：1913年9月，蔡锷奉调进京离滇时，云南省议会议定赠送法金30000元。蔡锷坚辞。议会亦坚持。出于礼节，蔡锷接受5000元以偿还债务等。

　　在北京任职期间，蔡锷清廉依旧。蒋百里在《蔡公行状略》一文中说：“身兼督办、参政、将军、办事员等差，循例得俸月可入5000元，公悉任其事而辞其俸。”也就是说蔡锷有多份兼差，虽工作照做，但薪金绝不多拿。

　　护国战争伊始，袁世凯下令查封蔡锷家产。《蔡松坡先生年谱》中记载：邵阳县知事陈继良于1916年1月6日回复：“查锷本籍无一椽之屋，无立锥之地，其母现尚寄食其乡人何氏家，实无财产之可查封云。”几句话勾画了一代廉将的形象。无财产可查封的蔡锷当时虽已重病在身，但在四川前线仍坚持与士兵同艰苦。梁启超在《护国之役回顾谈》一文中如是说：“蔡公四个月里头，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点钟，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，他在万分艰难，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……到后来，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，然而没有一个人想退却，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，为人格而战，蔡将军死在那里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地死在那里。”这就是反袁护国战争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的精神动力。

　　反袁护国战争结束以后，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。蔡锷到任仅十余天即离开成都赴日本治病，百姓依依不舍一代廉将离去。梁启超在《护国之役回顾谈》一文中描绘：“四川人烧着香拦着路不准他走。”

　　蔡锷于1916年9月抵日本福冈大学医学院治疗，终因护国战争而拖延过久，于当年11月不治身亡。一代廉将临终遗嘱中的“锷以短命，未能尽力民国，应为薄葬”一句，至今读起来令人动容。蔡锷逝世以后，唐继尧在致黎元洪电中感言：蔡锷“身后萧条，不名一钱，老幼茕茕，言之心痛。”蔡锷清廉为官，舍命护国，享年仅34岁，践行了“澹泊明志，夙夜在公”的诺言，深深感动了国人。北京政府追授蔡锷上将军，拨专款治丧并举行国葬。孙中山挽联：“平生慷慨班都护，万里间关马伏波”就是说蔡锷与班超、马援一样，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。正如梁启超在《护国之役回顾谈》一文中所说：“蔡公死了吗？蔡公不死……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。”